11月12日，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加强早期预警，共筑气候适应的未来”高级别会议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中国高度重视气象早期预警国际合作，习近平主席就此提出明确要求。近年来，气候变化对全球的影响日益加剧，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给各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加强全民早期预警，提升适应气候变化能力，越来越重要和紧迫。丁薛祥表示，中国愿同各国一道，推动落实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一是共同提升全球风险评估能力，推动气候变化风险评估标准化建设，为气候治理提供科学依据。二是共同构建全球预警网络，开展技术共享，增强系统互联，推动完善全球早期预警体系。三是共同打造气候适应伙伴关系，中国将开发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早期预警旗舰项目，通过提供气象观测设备、早期预警系统、能力建设培训等方式，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COP29主席巴巴耶夫、联合国秘书长气候行动和公正转型特别顾问哈特、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联合国秘书长减灾事务特别代表兼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主任基肖尔等出席并先后致辞。

2024年11月11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缔约方会议第29届会议（COP 29）开幕，缔约方认可了《巴黎协定》第6.4条机制下的两项碳信用标准（on methodologies and on removals），监督机构推进标准制定，确保机制运行。标志着联合国管理下的全球碳市场建设取得重大进展。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A6.4-SBM014-A05.pdf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A6.4-SBM014-A06.pdf这些标准详细规定《巴黎协定》第6.4条机制方法学的开发和评估标准，目的是确保减排和清除的活动符合科学方法，透明、保守、可信，且与各国的国家自主贡献（NDC）相一致。什么是第6条？《巴黎协定》的第六条帮助各国共同努力减少碳排放。它为各国和公司提供了两种交易碳信用的选择，帮助他们实现气候行动计划中设定的减少温室气体的目标，即“国家自主贡献”（NDCs）。第一种方式允许两个国家自行制定双边碳交易协议的条款，即6.2条。第二种方式旨在创建一个由联合国管理的中央碳信用系统，供各国和公司抵消其碳排放并交易这些碳信用量，也就是第6.4条。第六条被视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融资的重要机制，即富裕国家的买家可通过购买这些减排项目的信用额度来实现其气候目标，从而为发展中国家减排项目注入数十亿美元资金。多家媒体分析称：若《巴黎协定》碳市场启动，即使美国在特朗普执政期间退出对《巴黎协定》的支持，该市场仍可能继续运行。国际排放交易协会（International Emissions Trading Association）表示，到2030年，联合国支持的市场的总交易额每年可产生2500亿美元，每年减少50亿公吨的碳排放。COP29主席穆赫塔尔·巴巴耶夫今天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的开幕式上表示，关于第6条的最终协议“早就应该达成”，并称“确保保护地球付出代价”至关重要。谈判代表仍需就第6.2条的规则达成一致。“通过有效地匹配买家和卖家，此类市场每年可以将实施 国家自主贡献（NDC）的成本降低 2500 亿美元，”巴巴耶夫说。“在一个每一美元都很重要的世界里，这是必不可少的。”国家自主贡献’（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简称 NDCs）是《巴黎协定》框架下的一项核心机制，旨在应对气候变化。NDCs 代表了各国在全球气候行动中所作出的具体承诺，涵盖减排目标、适应措施，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和措施而采取的具体行动。”不过一些谈判代表也对协议的达成方式持批评态度。因为这些标准是由一小群技术专家达成的，一些国家表示，他们在最终规则中没有得到公平的发言权。图瓦卢表示，对在开幕全体会议上未经管理机构事先磋商就通过决定感到不安。全球碳市场的建立对自愿碳市场具有重大影响。在自愿碳市场中，不同项目的碳信用差异较大，多方证据显示现有项目存在大量虚增信用、侵害人权的现象，买方对这些碳信用的环境贡献以及实际效用存在疑虑；2022年，自愿市场的全球价值约为20亿美元。但在经历多次丑闻后，去年市场价值暴跌至7.23亿美元。第六条的建立和执行能够促进碳信用的标准化，提振自愿碳市场信心。在开幕会上，巴巴耶夫他强调，COP 29是“不可错过的时刻”，并呼吁制定公平且具有雄心的新的气候融资集体量化目标（NCQG）），以向金融市场发出强烈信号。他概述了如何通过落实《巴黎协定》第6条的碳市场来帮助降低履行国家自主贡献（NDCs）的成本。他进一步强调，下一轮的NDCs应参考首次全球盘点（GST）的结果，尤其是就公正、有序地逐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考虑各国的国情、路径和方法。巴巴耶夫表示，“COP 29不能也不会在减排问题上保持沉默”，他指出行动议程中涉及能源网格和有机废弃物甲烷排放的呼吁。他还回顾，各方预计将在2024年底前提交首份双年透明度报告（BTRs），并在2025年前制定国家适应计划。双年透明度报告”（Biennial Transparency Reports，简称 BTRs）是指各国根据《巴黎协定》框架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增强透明度框架提交的报告。BTRs 每两年提交一次，旨在提高气候行动的透明度，确保各国在温室气体减排、适应措施、资金支持等方面的行动和进展更加公开和可核查，主要内容包括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对国家自主贡献（NDCs）实施情况的报告，以及相关的政策和措施。UNFCCC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Simon Stiell）强调，“气候融资不是慈善”，而是对所有缔约方的自身利益。“如果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国家无法负担减排的成本，那么所有国家都将付出代价。”他承认单次COP会议无法实现所需的全面转型，但强调了加速向清洁能源和气候韧性转变的必要性。昨日，损失与损害基金董事会的联合主席报告称，董事会已完成COP和CMA迄今为止授权的所有任务。他们庆祝基金已全面运作，并准备与出资方合作，将承诺转化为出资协议。“损失和损害”基金决议草案在去年的COP28会谈上获批通过，发达国家承诺了数亿美元的资金。

我国始终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为全面反映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政策行动和工作情况，向国内外介绍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成效，生态环境部编制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2024年度报告》（以下简称《年度报告》），并在2024年11月6日生态环境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发布。《年度报告》全面介绍了2023年以来各领域各部门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措施和重点工作的成效，梳理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新部署新要求，展示了中国减缓、适应气候变化、全国碳市场建设、政策体系和支撑保障以及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等方面的进展，并阐述了中方关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9次缔约方大会的基本立场和主张。复制以下链接获取报告https://www.mee.gov.cn/ywgz/ydqhbh/wsqtkz/202411/W020241106685054014098.

以在COP29作出资金承诺为起点大幅加强适应工作· 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公共适应资金从2021年的220亿美元增至2022年的280亿美元。· 即使实现《格拉斯哥气候协议》的目标——到2025年将适应资金增加一倍，达到至少380亿美元——也只能将1870亿至3590亿美元的适应资金缺口缩小约5%。· 除了应对日益严重的气候影响所需的巨额资金和实施工作外，还需要在能力建设和技术转让方面付出更大努力。内罗毕，2024年11月7日——随着气候影响加剧，世界上最贫困人口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的《2024年适应差距报告：赴汤蹈火》指出，各国必须以在COP29上作出资金行动承诺为起点，大幅加强适应工作。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幅不断逼近1.5°C，而环境署《排放差距报告》的最新预测表明，若不立即大幅削减温室气体排放，本世纪全球平均气温将上升2.6-3.1°C，造成灾难性后果。这份在阿塞拜疆巴库召开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9）前夕发布的报告指出，我们迫切需要在这十年内大幅提高适应能力，以应对不断加强的气候影响。但是，适应资金需求与当前国际公共适应资金流之间存在巨大差距，阻碍了这一目标的实现。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视频讲话中表示：“气候灾难正在伤害健康，扩大不平等，阻碍可持续发展，动摇和平的基础。弱势群体受到的影响最大。纳税人却要为此买单。而造成这一切破坏的始作俑者——尤其是化石燃料行业——却获得了巨额利润和补贴。”“我们需要发达国家在2025年内将适应资金增加一倍，达到至少每年400亿美元——这是缩小资金缺口的重要一步。我们需要在COP29上开启新的气候融资目标。”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公共适应资金从2021年的220亿美元增至2022年的280亿美元——这是自《巴黎协定》签订以来最大幅度的绝对及相对同比增长。这反映了《格拉斯哥气候协议》取得的进展，该协议敦促发达国家在2025年将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适应资金在约190亿美元（2019年水平）的基础上至少实现翻倍。然而，即使实现《格拉斯哥气候协议》的目标，也只能将适应资金缺口（估计为每年1870亿至3590亿美元）缩小约5%。“气候变化已经对世界各地的社区造成了毁灭性影响，特别是对最贫困、最易受影响的群体。肆虐的风暴将房屋夷为平地，野火吞噬森林，土地退化和干旱使景观恶化。”环境署执行主任英格·安德森表示，“气候变化的后果对人类、我们的生计和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构成了切实威胁。倘若不采取行动，目前的一切就是我们未来的预演。因此，全世界没有理由不从现在开始认真对待适应问题。”发展中国家遭受的损失和损害日益增加，面临的债务负担日益沉重。因此，在兼顾公平公正的同时开展有效且充分的适应工作，具有空前的紧迫性。报告呼吁各国在COP29上采纳一项强力的气候融资“新集体量化目标”，并在明年初巴西贝伦举行COP30之前制定的下一轮气候承诺或国家自主贡献中纳入更强力的适应因素，以提升雄心。规划和实施进展缓慢在规划方面，目前已有171个国家至少制定了一项国家级适应规划文书，即政策、战略或计划。在26个没有出台国家规划文书的国家中，有10个国家没有制定文书的迹象；其中7个国家是受冲突影响的国家或脆弱国家，如果要在2030年内实现《阿联酋全球气候适应力框架》（UAE Framework for Global Climate Resilience）中关于规划的目标，就需要为这些国家提供大量针对性支持。此外，发展中国家的国家适应计划（NAPs）的潜在有效性参差不齐，因而需要提供专属支持，以确保适应规划在这些情况下能够转化为有意义的行动。适应行动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仍与当前挑战的规模不匹配。此外，对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下的融资实体出资的适应项目的评估结果显示，约有一半的项目不尽如人意，或在没有项目资金的情况下不可能长期持续。各国报告了在实施国家适应计划方面取得的进展，但同时也发现，鉴于气候风险不断增加，目前的适应规模和速度都还不够。总体而言，需要加大努力，才能实现《阿联酋全球气候适应框架》的实施目标。增加资金鉴于我们面临的挑战规模巨大，弥补适应资金缺口还需要采取创新方法来调动更多的财政资源。对公共和私营部门来说，更强力的促成因素、新方法和金融工具是解锁适应资金的关键。就公共部门而言，这些促成因素包括创建基金和融资机制、气候财政规划和气候预算标记、将适应纳入国家发展规划和中期支出框架的主流，以及适应投资规划。国际金融机构和多边发展银行按照建议开展改革可为此提供支持。私营部门的促成因素包括利用公共财政降低私营部门融资风险的新方法和工具。适应加速器和平台可为此提供支持。适应融资也需要从被动反应、增量式、基于项目的行动转向更具前瞻性、战略性和变革性的适应，否则将无法达成我们所需的适应规模和类型。然而，这就需要在较难融资的领域采取行动——为此，有必要更有战略性地利用现有的国际公共资金。此外，谁为适应付费的问题也未得到充分解决。在许多融资模式中，适应的最终成本都是由发展中国家承担。这也许有助于弥合资金缺口，但不符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与各尽所能”原则，也不符合污染者付费原则。能力建设与技术除资金外，还需加强能力建设和技术转让，以提高适应行动的有效性——这与COP29对实施方式的关注是一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文件几乎处处都提到了能力和技术需求，主要关注水、粮食和农业方面。然而，目前为满足这些需求所做的努力往往缺乏协调、成本高昂且为期短暂。此外，很少有证据表明这些努力惠及边缘化和代表性不足的群体。有几个因素削弱了技术转让的有效性。其中，经济和财政制约因素最为普遍，如前期投资成本高昂、难以获得贷款，以及法律和监管框架需要更多的国内支持政策。报告就此提出了改进建议：l 干预措施应调动现有能力，均衡强调技术和有利条件，并将性别平等和社会包容作为核心考量因素。l 需要建立更强大的证据库，包括对能力和技术需求的监测评估证据、有效的方法及其实际成本。l 能力建设和技术转让计划应支持跨部门、不同规模、跨越不同发展重点的适应工作。l 适应战略的制定应基于对需求的整体理解，而不是从推动特定技术的角度出发，以便将适应战略融入更为广泛的发展战略之中。关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UNEP）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是全球环境领域的主导力量。通过激励、宣传并促进各国及其人民在不损害后代利益的情况下提高自身生活质量，环境署在爱护环境方面发挥领导作用，鼓励伙伴关系。复制以下链接获取报告https://www.unep.org/zh-hans/resources/2024nianshiyingchajubaogao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9次缔约方大会(COP29)召开前夕，中国官方6日发布了关于COP29的基本立场和主张。　　生态环境部6日在北京发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24年度报告》指出，本次大会应该是一届改善履约环境、提升全球落实能力的大会，着力去除导致当前气候行动“失能”的因素，回应发展中国家赖以实现气候雄心、却长期未受重视的诉求，成为一届实施手段大会和合作大会，并坚持务实导向，尊重各国基于不同国情推进转型的努力。一是坚定坚持《公约》及其《巴黎协定》。COP29应该坚定落实《公约》及其《巴黎协定》确立的目标、原则及制度安排，这始终是各方携手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最大确定性和根基。　　二是实质性推进实施手段支持。当前发展中国家核心关切是气候资金等实施手段支持，这也是实现气候雄心、维系多边互信的基础。只讲雄心目标，不讲实现条件，这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公平的。COP29是气候资金谈判关键节点，应以达成有力度的新集体量化资金目标(NCQG)为重点成果，同时推动落实技术、能力建设领域支持。中方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公平及各自能力等原则的重要性，COP29不应引入或实施有悖于《公约》及其《巴黎协定》有关原则的融资机制或工具。　　三是切实加强国际团结合作。COP29应推动各方摒弃单边措施，包括美欧实施的单边主义措施，加强团结合作，为气候多边进程提供正能量和有利条件。　　四是务实推进公正绿色转型。COP29应落实发达国家率先减排并出资责任义务，同时以促进性、国家自主决定的方式，为各方搭建交流履约行动进展和最佳实践的平台，促进各方积极务实、重信守诺、合作落实《巴黎协定》，而非一味追求设定减排目标。　　中方愿与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携手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助力《巴黎协定》全面有效实施，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夏应显表示，2024年，中方与巴库气候大会主席国阿塞拜疆、联合国、《公约》秘书处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保持密切沟通交流，积极推动全球气候治理，成功主办多场气候外交活动，在气候变化多边进程中发挥了压舱石和稳定器的作用。

王 毅国合会中国碳中和实现路径与全球气候治理专题研究中方组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坚定全球气候合作信心加速全面绿色转型行动当前国际形势不容乐观，地缘政治博弈紧张，全球气候治理面临新的挑战与多重不确定性，需要各国坚定信心，稳定经济社会态势，兼具雄心目标和务实行动，加强全球气候领域的国际合作与绿色转型行动。 一是全球绿色转型进展不如预期，仍需要坚定全球合作的决心，但是没有积极务实的行动是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的。全球在推动碳减排以及新能源和供应链发展等方面的合作中，需要照顾各国的关切，考虑到各国的不同需求和不同的视角；加强各国经验交流和分享，总结自下而上的路径和地方实践经验，更快地加强全球气候行动，以走向实现巴黎协定和可持续发展长期目标的正确轨道。二是围绕如何构建多元的集体量化气候资金目标（NCQG），需要各国更深入地讨论磋商。COP29气候大会有关NCQG的谈判，面临多元化的资金需求，并且缺乏多元资金的可持续金融秩序及治理框架。各国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多层的、基于现有国际气候规则的、首先由发达国家承担减排责任的集体气候资金框架和全球融资模式，通过多边发展银行（MDB）改革、“债转气候”、可持续金融治理等多种措施途径促进气候资金的调动与整合，并且需要继续深入讨论以解决资金管理的一系列问题。三是对于中国来讲，尽管提出积极、综合与有力度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非常必要，但最重要的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经济社会的全面绿色转型是中国实现碳中和的最重要目标，也是中国高质量发展最核心的任务。全面绿色转型是要实现整个能源系统以及社会经济系统的系统性转型，意味着在统筹发展、安全与气候的前提下，逐步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绿色低碳循环的经济体系、可持续的投资贸易方式与消费模式。而中国在绿色转型道路上需要广泛的国际合作，因为没有成熟的范式可以借鉴，需要理论与实践结合，需要干中学，同时也需要与世界各国相互分享经验教训，携手各方共同构建一个可持续的绿色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促进全球共同降低转型成本，集体走上巴黎协定长期目标的轨道，尽早实现全球碳中和。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新时代新征程上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广度和深度进军的总动员、总部署。《决定》明确将聚焦建设美丽中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方面，系统部署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和战略谋划，彰显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刻认识和把握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原则方法和目标任务，凝心聚力、奋发进取，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为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一、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决策，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全面深化改革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也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阔步前行的重要法宝。我们党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统筹加强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环境法律体系和生态文明“四梁八柱”性质的制度体系基本形成，生态环境管理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等重大制度创新和改革举措让生态环境保护真正成为硬约束，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有力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成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历史性、革命性、开创性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近年来，广西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所在的广西防城港市建立红树林精细“管、护、研”一体化工作机制，全面开展巡护管理、科研监测、宣传教育、社区共管、生态修复等各项工作，有效推动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全面提升。图为2024年8月24日拍摄的广西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红树林。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仍然要靠改革开放。”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内生动力不足，美丽中国建设任务依然艰巨，必须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这是进一步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推动生态环境根本好转、让美丽中国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必然要求，是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推动共建清洁美丽世界的必然要求。我们要深刻把握新时代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成功实践和巨大成就，充分认识聚焦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切实增强历史主动精神和使命担当，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筑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态根基。二、牢牢把握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必须遵循的重大原则《决定》深刻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贯彻的“六个坚持”重大原则。“六个坚持”重大原则是我们党不断深化对改革规律性认识的重大成果，也是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自觉用“六个坚持”重大原则指导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实践，推动构建美丽中国建设新格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压实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是关系民生福祉的重大社会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新时代新征程上，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扛起美丽中国建设政治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抓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坚持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不动摇，切实把党的领导贯彻到改革的各方面全过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生态环境福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立场和价值取向。为了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以解决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为导向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着力解决民生之患、民心之痛，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新时代新征程上，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生态为民、生态惠民、生态利民，主动顺应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态环境的新期待，着力推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全面改善和根本好转，形成美丽中国建设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良好局面。坚持守正创新，不断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事业行稳致远。守正创新是我们党在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方法。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定力，不动摇、不松劲、不开口子；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始终以科学理论引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同时对准重点领域和突出问题真抓实改，建立并有效运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实施省以下生态环境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持续激发改革动力和创新活力。新时代新征程上，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无论怎么改、无论推进到哪一步，都必须坚定不移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定不移落实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方针，进一步强化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把该改的、能改的改好、改到位，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谋划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不断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新时代改革开放具有许多新的内涵和特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度建设分量更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全方位布局、系统化构建、多层次推进，逐步建立起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环境治理体系、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体系、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等基础制度，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现系统性重塑。新时代新征程上，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必须把制度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更加注重系统集成和协同高效，强化制度执行和刚性约束，并随着美丽中国建设实践的持续推进而不断发展和完善。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是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以制度建设为抓手，积极推行“边坡种树、平盘种草、整山整沟、连矿复垦、产业融合”治理模式，有效促进当地矿区生态修复。图为2024年9月19日，位于准格尔旗的国家能源集团准能集团煤矿复垦区内郁郁葱葱、生机盎然。新华社记者 李志鹏/摄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不断强化美丽中国建设法治保障。改革与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要坚持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善法律体系，以法治理念、法治方式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法治建设进入立法力度最大、监管执法尺度最严、法律制度实施效果最为显著的时期，生态文明载入党章和宪法，制定修订环境保护法及30余部生态环境法律法规，有力保障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支撑了污染防治攻坚战等重点工作的有效开展。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巩固拓展改革成果、破解生态环境保护实践难题，及时将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制度，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用法律武器、法治力量保障美丽中国建设。坚持系统观念，不断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坚持系统观念，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从思想、法律、体制、组织、作风上全面发力，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统筹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不断增强各项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新时代新征程上，要不断强化系统观念，深刻认识生态文明建设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深刻变革，推动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与其他各领域各方面改革同向发力、协同高效，加强生态环境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推动局部和全局相协调、治标和治本相统一、当前和长远相结合，持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三、全面落实生态环境领域改革重点任务《决定》围绕实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聚焦建设美丽中国，从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等方面对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作出具体部署。我们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自觉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同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贯通起来，同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部署一体推进，全力推动生态环境领域改革任务落地见效，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建设。构建美丽中国建设责任体系。建设美丽中国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完善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深入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继续发挥督察利剑作用，制定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健全督察常态长效机制，夯实美丽中国建设政治责任。健全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组织开展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积极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率先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成果，研究制定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建设等分领域行动方案，扎实抓好美丽河湖、美丽海湾建设，加快形成美丽中国建设实施体系和推进落实机制。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实施分区域、差异化、精准管控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落实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强化源头预防，为发展“明底线”、“划边框”。健全生态环境监测和评价制度，建设天空地海一体化监测网络，推进监测技术数智化转型，加快建立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按照覆盖全面、权责一致、奖惩分明、环环相扣的要求，推动建立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完善国家生态安全工作协调机制，提升生态安全风险研判评估、监测预警、应急应对和处置能力。积极推进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统筹做好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法律法规及标准制定修订。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推进生态环境治理责任体系、监管体系、市场体系、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建设。完善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制度机制，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落实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推动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全要素、全联动、全周期管理，全面实施排污许可“一证式”管理。建立新污染物协同治理和环境风险管控体系，制定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管理法规。统筹源头防控、过程管理和末端治理，推进多污染物协同减排。更加注重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推动长江、黄河等重要流域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深化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全面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强化披露结果应用。构建环境信用监管体系，建立信用修复机制，实行基于信用评价的分级分类监管。全面提高核安全监管能力，建成同我国核事业发展相适应的现代化核安全监管体系。统筹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建立健全生态环境健康风险评估制度。完善生态环境监督执法正面清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提升生态环境监管执法效能。健全生态保护修复监管制度。充分发挥生态环境部门职能作用，强化对生态和环境的统筹协调和监督管理，加强对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开发者乃至监管者的外部统一监管，规范和约束各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行为。全方位推进生态状况评估和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持续推进“绿盾”重要生态空间强化监督，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外重要生态空间生态破坏问题查处机制。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协调机制，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建立健全生物技术环境安全评估与监管体系。拓宽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的路径，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和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真正让保护者、贡献者得到实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实施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健全绿色消费激励机制，促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建设。作为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以及全国首个全域开展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的省级经济体，重庆通过不断强化绿色金融能力建设、创新可持续金融产品等措施，推动当地产业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和供应链绿色发展。图为2024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工作人员在分析“长江绿融通”绿色金融服务系统监测的相关数据。新华社记者 黄伟/摄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构建生态环境领域促进新质生产力“1+N”政策体系，全面开展多领域多层次减污降碳协同创新，培育发展绿色环保产业。实施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环境经济政策和标准体系，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完善环境保护税等绿色税制。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绿色低碳科技自立自强。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深化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建设。进一步发展全国碳市场，稳步扩大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行业覆盖范围，完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构建更加精细化、可追溯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加快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健全温室气体清单编制工作机制。完善权责一致、协同高效的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体系，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国际规则制定，不断增强我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健全改革任务推进落实机制。认真对标对表《决定》部署，科学制定生态环境领域改革任务书、时间表、优先序，明确具体措施和责任主体，健全统筹、协调、督办机制，求真务实抓落实、敢做善为抓落实，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第一方阵。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增强党组织抓改革、促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提高党员、干部抓改革落实的能力和水平，为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强保障，努力把改革蓝图一步步变为美好现实。

当地时间10月21日至24日，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哥伦比亚卡利参加《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大会（COP16）期间，主持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以下简称昆明基金）理事会会议并出席系列边会，深入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交流合作，积极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10月24日上午，黄润秋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安德森共同主持召开昆明基金理事会第二次会议。黄润秋表示，昆明基金是习近平主席宣布设立，旨在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的重要举措，将为“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下简称“昆蒙框架”）全面有效落实提供积极支撑。感谢基金理事会各成员和观察员一直以来的支持与帮助，期待基金如期实现预定目标，助推“昆蒙框架”更好更快落实。　　会议回顾昆明基金启动以来的工作进展，审议并通过昆明基金首批支持项目清单、理事会议事规则、技术咨询小组工作大纲、新一批全额项目指南等。《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肖梅克，柬埔寨环境部副国务秘书索法尔等基金理事会成员、观察员参加会议。　会后，黄润秋与安德森、肖梅克出席昆明基金新闻发布会并答记者问。黄润秋介绍了昆明基金首批支持的9个项目，将为15个发展中国家的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资助。就记者提出的“昆明基金如何支持发展中国家推进‘昆蒙框架’实施”问题，黄润秋介绍，昆明基金将围绕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等“昆蒙框架”关键目标，支持实施一批“小而美”项目，帮助发展中国家开展生物多样性治理方面的能力建设。昆明基金将与相关资金机制深化协同增效，争取更多力量支持，带动更多资金投入，持续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落实“昆蒙框架”提供动力。　　10月24日下午，黄润秋出席“昆蒙框架”实施倡议高级别边会并致辞。他指出，中方联合相关缔约方以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公约》秘书处等国际组织，牵头发起“昆蒙框架”实施倡议，旨在打造一个各缔约方和利益攸关方自愿参与、体现政治意愿的开放包容平台，推动“昆蒙框架”全面落实。相信实施倡议的全面推进，将有力推动生物多样性主流化、资源调动、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DSI）等方面的国际交流合作，最大程度凝聚保护生物多样性合力，共同促进“昆蒙框架”在全球范围全面有效落实。安德森、肖梅克以及“昆蒙框架”实施倡议成员国、合作伙伴参加会议。　　随后，黄润秋与安德森就共同关心的环境问题开展深入交流。黄润秋感谢安德森对中方担任《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主席国期间提供的大力支持，愿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昆蒙框架”实施倡议、昆明基金、塑料污染国际文书谈判等领域继续加强合作，并就2025年在华召开年度磋商会议交换了意见。　　COP16期间，黄润秋还出席了中国角开幕式及“湿地与2050年远景”“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支撑建设美丽中国”“面向‘昆蒙框架’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模式与监测技术”“打造基于生态系统的综合解决方案：可持续黑土管理促进‘里约三公约’协同”“生物多样性与社区文化多样性协同发展实践”等5个边会活动，会见了《公约》秘书处副执行秘书库珀、联合国多边信托基金办公室执行协调员努德胡、哥伦比亚卡利市市长埃德尔，就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进一步凝聚各方共识。

当地时间10月2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喀山会展中心出席“金砖+”领导人对话会并发表题为《汇聚“全球南方”磅礴力量 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10月2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喀山会展中心出席“金砖+”领导人对话会并发表题为《汇聚“全球南方”磅礴力量 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习近平指出，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是世界历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史无前例的壮举。同时，世界和平和发展仍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南方振兴之路注定不会平坦。作为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我们要展现集体智慧和力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挺膺担当。——坚守和平，实现共同安全。我们要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加强全球安全治理，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我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得到各方积极响应，已经在维护地区稳定等多个领域取得重要收获。我们要推动乌克兰危机局势尽快缓和，为实现政治解决铺平道路。要继续推动加沙地带全面停火，重启“两国方案”，并阻止战火在黎巴嫩蔓延。——重振发展，实现普遍繁荣。我们要做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把发展置于国际经贸议程中心地位。全球发展倡议提出3年来，已经动员近200亿美元发展资金，开展了1100多个项目。全球工业人工智能联盟卓越中心近期落户上海，中方还将建立全球“智慧海关”在线合作平台和金砖国家海关示范中心，欢迎各国积极参与。——共兴文明，实现多元和谐。我们要做文明互鉴的促进力量，增进沟通对话，支持彼此走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中方将牵头成立全球南方智库合作联盟，促进各国人文交流和治国理政互学互鉴。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就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必将为世界提供更多机遇。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始终心系全球南方、扎根全球南方，支持更多全球南方国家加入金砖事业，汇聚全球南方磅礴力量，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地时间10月2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喀山会展中心出席“金砖+”领导人对话会并发表题为《汇聚“全球南方”磅礴力量 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这是出席对话会的金砖国家及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集体合影。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 摄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持会议，埃及总统塞西、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和巴西、印度、阿联酋、沙特、埃塞俄比亚代表，25位受邀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新开发银行行长罗塞芙等6位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23日晚，习近平出席普京为金砖国家及嘉宾国领导人举行的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记者韩墨 刘恺）

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气候变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给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在气候变暖背景下，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出现了明显变化。1961～2023 年，中国极端低温事件显著减少，极端高温事件自21 世纪初以来明显增多，极端强降水事件呈增多趋势；2023 年中国平均暖昼日数为1961 年以来最多。2019~2023年，极端高温事件频发，特别是在2022年，中国共发生极端高温事件3501站日，极端高温事件频次为1961 年以来最多；2023年，黑龙江呼中（–49.8℃）和新林（–48.3℃）、内蒙古新巴尔虎左旗（–41.4℃）等共计22 站日最低气温突破低温历史极值。1961～2023 年，中国极端日降水量事件的频次呈增加趋势，平均每10 年增多18 站日。2019~2023年，中国发生区域性气象干旱事件3~4次/年。2023 年，“杜苏芮”登陆造成华北、黄淮等多地出现历史极端强降雨，海河流域发生流域性洪水；2022 年，台风“梅花”先后登陆浙江、上海、山东和辽宁，强度大、影响范围广；2021 年，台风“烟花”登陆浙江后北上，陆上滞留时间长达95 个小时；等等。极端气温（1）极端高温2023 年，中国共发生极端高温事件838 站日；其中，北京汤河口（41.8℃）、河北井陉（43.3℃）、河南林州（43.3℃）和广西田林（42.2℃）等共计127 站日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2022 年，中国共发生极端高温事件3501站日，极端高温事件频次为1961 年以来最多；其中，重庆北碚（45.0℃）和江津（44.7℃）、湖北竹山（44.6℃）等共计366 站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2021 年，中国共发生极端高温事件810 站日，其中云南元江（44.1℃）、四川富顺（41.5℃）等共计62 站日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2020 年，中国共发生极端高温事件505 站日，其中贵州罗甸（41.2℃）等共计69 站日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2019 年，中国共发生极端高温事件880站日，其中云南元江（43.1℃）等共计64 站日最高气温达到或突破历史极值。（2）极端低温2023 年，中国共发生极端低温事件625 站日；其中，黑龙江呼中（–49.8℃）和新林（–48.3℃）、内蒙古新巴尔虎左旗（–41.4℃）、北京斋堂（–24.2℃）等共计22 站日最低气温突破低温历史极值。2022 年，中国共发生极端低温事件23 站日；其中，云南德钦（–14.7℃）最低气温突破低温历史极值。2021 年，中国共发生极端低温事件961 站日，为近30 年来最多；其中内蒙古太仆寺旗（–37.5℃）和河北康保（–37.4℃）等共计59 站日最低气温突破低温历史极值。2020 年，中国共发生极端低温事件68 站日，其中内蒙古岗子（–32.4℃）和山西小店（–20.6℃）日最低气温突破低温历史极值。2019 年，中国共发生极端低温事件39 站日，其中西藏聂拉木日最低气温（–21.7℃，2019 年1 月29 日）突破低温历史极值。极端降水2023 年，中国共发生极端日降水量事件297 站日；其中，河北满城（261.7 mm）、山西平定（230.7 mm）、福建福州（395.9 mm）和长乐（385.1 mm）等共计55 站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2022 年，中国共发生极端日降水量事件226 站日，其中海南三亚（421.6mm）、云南麻栗坡（344.7mm）等共计48 站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2021 年，中国共发生极端日降水量事件353 站日，其中河南郑州（552.5 mm）和新密（448.3 mm）等共计64 站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2020 年，中国共发生极端日降水量事件387 站日，为1961 年以来第二多，其中山西、广西、四川等地共计45 站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2019 年，中国共发生极端日降水量事件253 站日，其中浙江、山东等地共计54 站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区域性气象干旱2023 年，中国共发生3 次区域性气象干旱事件，整体旱情偏轻；西南地区出现冬春连旱，其中云南发生1961 年以来最强气象干旱；夏季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发生阶段性气象干旱，华北、东北出现“旱涝急转”；长江上游遭受冬春连旱、中上游地区出现夏伏旱。2022 年，中国共发生3 次区域性气象干旱事件，强度均达到严重干旱等级；华东、华中等地出现阶段性春夏连旱；7 月至11 月上旬，长江中下游及川渝等地持续高温少雨，遭遇严重夏秋连旱，影响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农业生产、生态系统、水资源供给和能源供应。2021 年，中国共发生4 次区域性气象干旱事件；其中华南出现春夏秋连旱，达到严重干旱等级；2 次中度干旱等级，分别为云南2020 年秋末至2021 年夏初连续干旱、西北地区东部和华北西部夏秋连旱；江南、华南等地出现秋冬连旱，为轻度干旱等级。2020 年，中国共发生4 次区域性气象干旱事件；其中东北、华南遭遇严重夏伏旱，达到严重干旱等级；2 次中度干旱等级，分别为春夏季西南部分地区发生的气象干旱和4 月中旬至夏初长江以北出现的阶段性干旱；秋冬季华南等地发生的气象干旱，为轻度干旱等级。2019 年，中国共发生3 次区域性气象干旱事件，其中2 次强度均为中度干旱等级、1 次达到严重干旱等级。2019年3 月上旬至4 月上旬，华北、黄淮、江淮出现阶段性春旱；4 月上旬至6 月下旬，云南遭遇春夏连旱；7 月下旬至11 月中旬，长江中下游地区遭遇严重伏秋连旱。台风2023 年，登陆台风平均强度为11 级（平均风速31.6 m/s）；首个登陆台风“泰利”登陆强度强；7 月台风“杜苏芮”登陆时强度大、登陆后北上，造成华北、黄淮等多地出现历史极端强降雨，过程累积雨量大，海河流域发生流域性洪水。2022 年，登陆台风平均强度为11 级（平均风速29.4 m/s）；首个登陆台风“暹芭”登陆强度强，9 月台风“梅花”先后登陆浙江、上海、山东和辽宁，强度大、影响范围广，并打破1949 年以来秋季登陆我国台风的最北位置纪录。2021 年，登陆台风平均强度为10 级（平均风速24.8 m/s）；但7 月下旬台风“烟花”登陆浙江后北上，陆上滞留时间长达95 个小时，先后影响我国东部浙江、上海等10 省市。2020 年，登陆台风平均强度为11 级（平均风速31.6 m/s），且登陆台风具有近海加强并以峰值登陆的特点。2019 年，登陆台风平均强度为10 级（平均风速26.3 m/s），超强台风“利奇马”于8 月10 日登陆浙江沿海，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 级（52m/s），为1949 年以来登陆我国的第五强台风，且登陆后移动缓慢、陆上滞留时间长，风雨强度大、影响范围广。本文摘编自《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0~2024年）》（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中心编著），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