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13日上午，“碳达峰碳中和与生态文明建设”主题论坛在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一楼宴会厅C厅召开。论坛由生态环境部、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办，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贵州省生态环境厅、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承办。

        会上，致辞环节由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司长陆新明主持，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李高、贵州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杨同光、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帕特里夏·埃斯皮诺萨、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总干事弗朗西斯科·拉卡梅拉分别致辞。

        主旨报告环节由贵州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付野秋主持，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参事、科技部原副部长刘燕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王毅，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全球经济和气候委员会联合主席、世界银行原副行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徐华清分别作主旨发言。

        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司长陆新明，国家林草局生态保护修复司一级巡视员郭青俊，贵州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付野秋，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张永生，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朱庆锋，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等6位嘉宾围绕“碳达峰碳中和与经济社会发展”主题进行交流讨论。欧盟驻华代表团气候行动与能源参赞傅维恩，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驻华代表涂瑞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高世楫，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主任黄晶，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兼国际部主任朱光超，自然资源保护协会中国区主任张洁清等6位嘉宾围绕“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与气候治理”主题进行了交流讨论。

        会议还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20年度报告》和“贵州省碳排放碳吸收模拟分析平台”2项成果。

        李  高：“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时期。同时，我们也要清醒的看到中国还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历史阶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一方面，要加强气候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设，持续推进相关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加快推进全国碳交易市场的建设，提高气候风险管理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进一步提高公众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良好的氛围。另一方面，继续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气候治理，推动《巴黎协定》全面、平衡、有效实施，坚定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不断促进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向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杨同光：贵州作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和西部重要能源基地，正按照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重大部署和要求，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不断加强节能减排体制机制和能力建设，积极配合做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持续开展“绿色贵州”行动。贵州森林覆盖率近10年提升了20个百分点，已经超过61%。同时，贵州大力推进森林生态价值转化，创新开发并实施单株碳汇精准扶贫项目，助力脱贫攻坚。目前，贵州探索形成了以大生态战略行动为基本方略，以建设多彩贵州公园省为总体目标，以发展绿色经济打造绿色家园、完善绿色制度、厚植绿色屏障，培育绿色文化为主要支撑的试验区建设总体格局。在生态文明建设上不断创造新业绩，率先开展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率先启动实施磷化工企业“以渣定产”，率先全流域取缔网箱养鱼，率先出台生态扶贫专项政策。未来，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高质量发展为统揽，围绕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统筹推进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全面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大力实施生态环境提升行动，推动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努力在生态文明建设上不断取得新成绩。

        帕特里夏·埃斯皮诺萨：各国政府必须要大力提升应对气候变化雄心，并且实现在《巴黎协定》当中的承诺，包括发达国家每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资金支持应对气候的承诺。国家自主贡献（NDC）是《巴黎协定》中最核心的制度。目前，已经有许多国家宣布要以更大的投入和雄心来开展气候行动，中国是其中的一个国家。在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会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可以看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已经融入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布局当中。当前，不止是国家政府作出了大胆承诺，城市、地区和相关的企业代表也已经加入了“零排放”活动，以期尽快实现“双碳”目标。经历两个世纪的经济发展之后，我们不能够再依赖化石能源，需要加大低碳转型力度，只有现在采取行动才能够使人民幸福，使地球得到保护。

        弗朗西斯科·拉卡梅拉:能源的电气化和效率提升是能源转型的驱动因素，开发可再生能源，比如水能、生物质能，是重要抓手。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将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个是一个非常大胆的目标，如果今天采取行动，那么这个目标就能够实现。上周发布的《全球可再生能源展望》为世界提供了一条清晰的能源转型路径，能够使世界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202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报告表明，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当中竞争力增加，甚至在很多地方比化石能源更为便宜。作为碳排放和碳减排大国，中国在削减成本方面扮演着积极的作用，使全球在能源行业转型得到加速。在中国“双碳”目标框架之下，我们将加快和中国开展能源转型的战略合作。

        刘燕华:中国权威金融机构测算，实现碳中和需要百万亿级人民币的投入，政府资金只能覆盖很小一部分，缺口主要靠市场来补充，未来绿色金融将非常活跃并发挥重要作用。发展绿色金融关键是要处理好绿色与金融的关系，绿色具有不确定性、长期效益、非线性、散面小、无形资产（生态）、生态价值等特征及属性，而金融则具有风险最小化、短期回报、线性、大而集中、有形资产、资本预期等特征及属性，因此，绿色是公共产品，金融是利润导向，要在绿色和金融间找到共同点，才能实现平衡。绿色金融的目标是形成利益共生体，分享增量，而非分割存量。因此，绿色发展和金融体系都需要深化改革。绿色是用金钱买不来的，投资未来则是占领先机，绿色金融发展的出路，要从政策、技术创新、产业变革三大层面找准方向和着力点，急不得，也慢不得，技术应用与市场规模决定成本，市场规模取决于体制机制变革，新一轮竞争将重组全球市场格局，绿色金融将是发展前景的风向标。下一步希望能够全面推动碳排放评估，引导金融机构向低排放项目投资，使投资更低碳、更有效应、更有利于美丽中国的建设。

        王  毅:碳中和转型路径不是表现为减排成本曲线，而是一系列目标、技术、资金、政策等综合驱动的系统行动路线图，因此需要进行系统变革，从生产、消费、贸易、创新及保障等多方面发力，协同发展形成碳中和转型发展新格局和新范式。中央要统筹协调，形成广泛共识和准备，明确责任，推动良治。在全国一盘棋统筹安排下，地方要分领域制定碳达峰行动方案及相关计划，制定相关时间表、路线图和优先序，根据实践进行动态调整，实事求是，防止“一刀切”。构建碳中和转型发展新格局的重点任务有以下几点：一是“双碳”将成为社会经济转型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心任务，贯穿于各部门、各行业和各地区工作中，稳步系统推进；二是建立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推动能源革命与低碳转型，保障能源安全供应；三是加快形成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和自然保护地体系；四是构建安全便捷、绿色低碳、智能共享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五是转向发展绿色低碳和可持续的消费体系；六是构建可持续的贸易、投资与国际合作体系。

        尼古拉斯·斯特恩:应对气候变化，我们需要改变做事方式、生活方式，特别是要改变能源结构，这也是生态文明建设核心内容之一。实现碳中和的要义和关键核心内容，是要尽快实现碳中和和零碳。中国幅员辽阔，要实现世界性碳中和，首先要实现中国零碳。如果中国能够尽早实现碳达峰，未来实现碳中和的道路就会更加稳定、成本更低。未来我们需要关注另一种资本投资——自然资本，包括大气、土地、森林、水、海洋等资源。中国一直致力于有形资产和人类资本投资，我们在中国的城市看到了中国修复水土流失的成效，但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中国目前对于自然资本的投资还不够，未来必须要更加重视自然资本投资。

        徐华清:我国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要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坚定不移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坚定不移加大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与行动力度，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二是聚焦碳达峰、碳中和两大目标，强化国家战略意图，准确把握“2030年前”和“2060年前”两个“前”的战略导向，科学研判形势、设置目标、把握节奏；三是引导有条件的地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在“十四五”时期率先达到碳排放峰值；四是推动工业革命、能源革命、技术革命和消费革命四大革命实现重大突破，依托新能源技术、新基建和绿色零碳新产业，部署前沿技术，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为契机重点推进绿色制造、绿色消费，营造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新风尚；五是以实施重点行业领域减污降碳专项行动为着力点，协同推动重点地区碳排放达峰和空气质量达标，加快推广应用减污降碳源头治理技术，努力实现减污降碳系统治理的最佳减排效果和最大经济效益，协同提升社会效应、市场效率和治理效能；六是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保障能源安全与应对气候变化间的关系，协同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的高水平保护；七是统筹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战略规划协同，健全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制度，完善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工作协同机制。

        陆新明：“双碳”目标体现了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也彰显了中国主动承担应对气候变化国际义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同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双碳”目标意味着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的下降，要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挑战前所未有，要付出艰苦卓越的努力，生态环境部气候司将着力推动做好两个方面工作，一方面是考虑各地方碳排放水平、经济发展阶段、资源环境禀赋等情况，分类施策、因地制宜、上下联动，推动地方科学合理制定碳达峰目标。另一方面推动能源、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和行业制定碳达峰的时间表、路线图、施工图。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国家产业结构优化的重中之重是要控制“两高”项目盲目增长，控制住增量，在抓好地方和重点行业领域基础之上，要进一步推广低碳技术，加强碳市场建设，做好气候投融资，完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的全民行动，加强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

        朱庆峰：中国节能环保集团作为一家以节能减排、环境保护为主业的中央企业，自成立之初，即把“节约资源 保护环境”作为宗旨，为推动我国节能环保事业起步、发展和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是在绿色金融助力产业发展方面，与国内多个省、市开展合作，编制绿色金融发展规划，设立绿色产业基金，为绿色项目识别与评价等提供区域一体化综合解决方案，助力绿色产业发展。二是积极探索绿色金融业务创新，创造性的以基金方式使用国际金融组织主权贷款，改变传统分散单一的项目模式，将资金使用方式提升到总体规划层面，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项目建设。三是率先构建两级“双碳”组织体系，在总部设立“碳达峰碳中和”事业部，统筹开展集团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在二级公司组建中节能碳达峰碳中和研究院，开展“双碳”理论、政策、标准、方法学研究以及涉碳技术跟踪。未来，我们将加强对碳中和技术、模式创新的资金支持，以数字化智慧化平台化为引领，整合绿色建筑、区域能源、清洁能源等技术，强化业务协同，打造“零碳园区”“零碳工厂”“零碳社区”“零碳建筑”等标杆产品，协助地方政府探索建设零碳负碳产业集聚区。

        邹  骥：实现双碳目标是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伟大征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标志，需要精心、系统、深刻的顶层设计，也需要激发市场主体的微观活力。一是要明确分阶段的目标，确定原则，并针对不同领域、行业、地区要作出有效区别，区别依据就是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发展区位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和劣势。要充分识别和发挥各个省市、各行业在技术创新、减排成本、技术应用潜力的比较优势，有区别的制定和分解减排目标，发挥制度优势，做到全国一盘棋，实现全国范围的高效碳中和。对于跨区域绿色能源输送，要在工业化、转移支付、基础设施布局等方面给予共享。二是要发挥市场在配置能源资源、碳排放额度资源中的作用，建立科学激励机制调动各省市、各行业市场主体参与碳中和工作的积极性，特别要注意保护和助力实现碳资产的权益，着力增强碳定价的机制，减少交易费用。三是要主动通过发展碳金融，打通碳市场、金融市场以及电力市场等碳产品和服务市场，形成不同相关市场的传导效应，实现局部市场和一般市场的均衡，有效发挥市场机制引导作用，吸引绿色投资，鼓励低碳技术创新，引导整个经济体的低碳转型。

        黄  晶：碳达峰碳中和对科技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且还是很高的要求。碳达峰碳中和的影响不亚于前面几次工业革命，实际上工业革命总会伴随着科技革命。所以这一次碳达峰碳中和必然会引发一场新的科技革命，并且还需要有科技创新来支撑碳达峰碳中和这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我认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意味着我国需要努力以更为高效的资源能源管理来支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为“2030前实现碳达峰”“2060前实现碳中和”这两个目标之间还有“2035年实现人均GDP较2020年翻一番”，“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所以科技要支撑碳达峰碳中和的同时要支撑经济稳定的增长。这要求我们既要在国际上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承诺，同时也要符合我国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