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嘉宾观点
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马军:循环经济发展应整体统筹考虑资源跨界循环,并加强源分离
2025年7月6日下午,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马军在“创新驱动循环经济,绿色赋能生态文明——工业资源循环利用助力生态文明建设”主题论坛上强调:循环经济发展应整体统筹考虑资源跨界循环,并加强源分离。碳中和愿景下我们今后的城乡发展,包括工业发展、农业发展应该有一个整体的策划。从整体的情况来看,资源循环有可能是跨界的、跨部门,农业和工业和我们的城市应该把它看成一个整体,我们有很多的资源需要跨界循环。城市发展过程中,有很多的资源从农村进入到城市,从工业进入到城市,但是城市和乡村之间、城市和工业之间的这种物料实际上很难平衡,一旦失衡就会出现生态的问题。循环经济是今后发展方向,要加强源分离,因为源分离没有各种混合污染,一方面是能耗低,再一个是资源化利用的方向也明确,再一个技术上相对来说瓶颈也没有那么大。所以有机废物分离后,像农村(我)可以制肥回田,城市的一些污水、厨余垃圾也可以回填或者做成材料。农业的废弃物也应该优先制肥回填,控制面源污染。城市发展应重视资源循环、碳平衡,我们的城市是一个整体。这里面我们各个部门一定要考虑到资源可以跨部门、跨界的循环利用。城市碳平衡,可能是今后更重要的一个方向。
欧盟亚洲中心主席、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兼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Erik Solheim):中国在全世界的绿色转型当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2025年7月6日上午,欧盟亚洲中心主席、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兼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Erik Solheim)在“可持续发展SDGs十年回顾与展望—全球发展倡议的国际贡献”主题论坛上强调:中国在全世界的绿色转型当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发展,是我一生中见证的最重大的历史进程。它为14亿中国人民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机遇,带来了更优质的教育、更完善的医疗和更绿色的生活方式。过去,人类若想获取能源,几乎只能依赖本地的化石燃料。但如今,太阳能的利用已取得巨大进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太阳能如今已成为全球成本最低的清洁能源,使我们有可能在推动绿色发展的同时,让更多人迈入中产阶层。截至今年5月,中国国家电网新增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00吉瓦。这一数字相当于除美国外,全球所有国家有史以来新增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的总和。仅5月单月,中国新增的太阳能发电量就与印度、日本、德国及欧洲其他国家有史以来的总和相当。这一成就规模巨大,对全球具有深远意义。中国在全球绿色转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没有中国,全球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绿色转型。但中国可进一步发挥作用,通过开放市场和推动企业投资,支持欧洲、非洲及其他地区的绿色转型。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副总干事斯图尔特·马吉尼斯: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更切实可行的前进道路
7月5日下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副总干事斯图尔特·马吉尼斯在“加速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实现可持续绿色经济”主题论坛上强调: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更切实可行的前进道路。在各国积极寻求绿色转型路径和更加包容的发展模式,同时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土地退化等多重危机的背景下,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前进方向。这一方案植根于生态系统,契合本地需求与具体情境,能够在环境、社会和经济等多重优先领域带来综合效益。中国不仅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而且始终在这一领域发挥引领作用。《长江保护法》《退耕还林工程》以及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都是政策、科学与金融有效对接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原则,并实现大规模系统性成效的有力例证。我们必须认识到,人类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必须与自然携手同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态文明理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断,在理念上高度契合。在此背景下,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既是推动真正绿色经济发展的引擎,也是其基础所在。它是实现这一转型的核心力量,能够降低自然灾害带来的成本和风险——目前这类损失每年已超过3000亿美元。同时,它还能为我们提供支撑粮食安全、公共卫生、能源供应以及民生保障的生态基础设施。要真正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以实现绿色经济,我们就必须保证以下三件事。第一,必须保障公平、包容并由本地主导的领导力;第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必须跨行业整合——涵盖基础设施、教育、农业和卫生等多个领域,并辅以一致的政策和健全的制度保障。这一过程需要政府主导、全民参与;第三,我们还必须大幅提升对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资金投入和金融支持。
非洲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李风亭:中国在绿色转型取得的经验成果,希望能够和全世界共享
7月6日上午,非洲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李风亭在“刑事打击与生态安全保护”主题论坛强调:中国在绿色转型取得的经验成果,希望能够和全世界共享。过去二十年,其实中国公众对于保护动物的意识的提高非常显著。中国的公众意识大幅度提高,环境和生态肯定是第一的,至少和发展是平行的。过去中国的经验值得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国家学习。公众的意识提高以后,对于跨境的非法的贸易,在打击方面取得了非常高的成效,很多年前,女士可能有象牙的项链、挂饰是非常好的标志,很值得骄傲的,在现在公众中,你看不到这种情况,很少有象牙的制品在使用,因为它是非法的,包括打击穿山甲、其他的一些贸易。实际在过去这些年,非法的贸易不管是发源国、转运国还是消费国,不管是公安机构还是世界刑警组织,应该多方形成合力,才能控制非法的贸易,才能取得更好的成就。所以我们需要跨国国家、跨区域的,以及各个国际组织的通力合作,才能控制非法的一些贸易。保护环境其实是涉及各个领域,中国绿色转型的经验也在分享给其他发展中国家,我们希望我们的一些好的经验为世界的生态保护,能够提供一些成功的案例,使大家,使全世界能够共享中国的发展成果。我们主要在非洲国家的人员培训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建立了一个校友的网络。这样可以把中国一些好的经验带回去,来逐渐的改进他们国家的环境生态管理的政策,或提升他的经济,这样才能达到授人以渔的目的,就是要教给他一些技术,推动他国家的发展,尤其在环境和生态保护方面。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江桂斌:新污染物治理跟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密切相关
7月6日上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江桂斌在“2025美丽中国建设实践论坛”主题论坛上强调:新污染物治理跟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密切相关新污染物治理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必然要求,2021年,《中央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中提到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内分泌干扰物。2022年国务院制定了《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其中提到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内分泌干扰物和抗生素等等。从2022年到现在,新污染物治理连续进入政府工作报告。《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明确把新污染物治理纳入生态建设文明考核指标,也是我们驱动绿色发展、绿色转型的需求。新污染物的研究其实在过去20年我们学术界也做过很多基础研究,总体来讲,我们国家的新污染物研究还是有不错的基础,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可以把我们技术研究的成果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方法、标准、法规,当然还有设备,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新污染物治理目前存在定义不明确、分类有待规范、复合污染物识别分析困难、缺乏标准、毒性评估和健康风险评估复杂、治理清单缺乏针对性、替代品研发困难、治理技术落地难、履行国际公约需更多数据支持等10个方面的科技难点。所以新污染物治理是美丽中国建设深层次的需求,也会填补污染治理的盲区,这些盲区除了重金属、有机物、大气细颗粒等等,在未来也关乎到碳中和。有三个方面:一是准确把握国家需求。二是从我们每个人的观念中要树立这样一个理念,就是这个问题会长期存在。三是人工智能在这个领域应该在未来新污染物治理中,在清单的治理中,在治理的技术方面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白雅婷:法治是推动保护地球行动的根本保障
7月5日下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白雅婷在“司法服务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主题论坛上强调:法治是推动保护地球行动的根本保障。今天的法律框架将决定我们能否为后代创造一个公平、可持续的未来。中国在这个方向已经采取了不起的进步,中国近期通过立法来进一步限制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控制污染,这些约束性的规则是极好的工具帮助我们避免环境的恶化,推动绿色增长。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4年成立了环境资源审判庭,推动了全球规模最大的专业化环境资源审判体系的发展,目前全国已成立2400多个审判庭,而且还首创了环境资源案件“三合一”归口审理模式,将民事赔偿、刑事追责、行政监管纳入统一司法轨道,显著提升环境司法效能。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遴选的全球环境司法示范性案例中,中国贡献了45个典型判例,充分证明了中国环境司法的优质和创新。中国司法创新与卓越的学术成就,为加强全球环境法治提供了一个极具示范价值的范式。未来,我们开发计划署会进一步扩大对华合作,进一步保护我们的环境。2005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曾为中国开创性立法《可再生能源法》的起草工作提供关键的支持,这一成功模式在2021年《湿地保护法》立法进程中得以创新性延续,不但协助召开跨部门立法研讨会议完善法律条款,同时针对后续法律的实施也制定了能力建设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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